吴思媛，"那你下一步。"

"我要写一段方法论辩护，"乔予安说，"不是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是论证这种写法为什么给出更准确的政策证据——不是更感人，是更准确。委员会的标准是政策证据的质量，我用他们的标准来说这件事。"

吴思媛，"好，你写，写完给我看，看完我帮你想程亮那边怎么说。"

---

那段辩护她花了一个下午写出来，写的是：

从"平台做了什么"出发的研究方法，能获得的证据是覆盖数据，能支撑的政策建议是扩大覆盖，那是一条完整的证据-建议链，但它的前提是：覆盖面等于效果。那个前提需要被验证，而不是被假设。

从"家庭觉得发生了什么"出发的研究方法，问的是覆盖效果本身，它的证据是家庭叙述，支撑的政策建议是：哪种覆盖有效、哪种无效、为什么，那是一条政策制定者更需要、但更难拿到的证据类型。

这两条路的研究成本不同，但政策价值是不同层级的：前者说"有没有"，后者说"有没有用"，政策决策需要后者，但评估体系目前更容易测量前者。

她把这段写完，把它放在方法论那一章的第一节，标题是：**本研究的方法论选择及其政策依据**。

然后她回头看了一眼程亮的那两条意见，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知道下一次审阅还会有摩擦，但她知道她守住了什么，那件事她想清楚了，她选了这条路。

---

那天晚上，他们联系了。

他把方雪的缺口告诉了她，说需要五个实名当事人，有付费记录、合同原件、经历陈述。

她，"这个缺口很难填，"她说，"那些人散在各个城市，他们很多人可能已经放弃了，或者觉得追这件事没有意义，不知道有人在做这件事。"

"我知道，"他说，"周新在找，但找的时候费时间，我不确定时间够不够。"

她停了一下，"凌远那边有什么情况吗，"她说，"你说你有点紧，是那边。"

他把罗明的那个问题告诉了她，就是那一句，没有加工，就是原话。

她把那件事在脑子里放了一下，"那个问题可能什么都不是，"她说，"但你说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你知道那之后的边界在哪里吗。"

"知道，"他说，"那句话是真的，我确实没有在公开渠道看到什么，我有的是我自己收集的，那是另一件事，我没有混，我知道那条线在哪里。"

她，"嗯，我不是质疑你，我是想确认你清楚。"

"我清楚，"他说，"谢谢你问，"停了一下，"你那边呢，报告审阅有摩擦了吗。"

"有，"她说，"程亮要我把那个开头移附录，说委员会不接受那种写法。"

"你怎么做的。"

"写了一段方法论辩护，"她说，"论证那种写法为什么给出更准确的政策证据，用委员会的标准来说，不是用我的感受说。"

他，"那是对的，"他说，"那不是在妥协，是在找他们能接受这件事的语言。"

"嗯，"她说，"我知道，"停了一下，"就是每次写一段'辩护'，都感觉像是在为那件事本身先多付一次代价。"

他，"是，"他说，"那个代价是真实的，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件事进那个地方要付的通行费。"

她没有说什么，停了一会儿，然后，"你那个缺口，那五个人，如果找不到，你打算怎么处理。"

"如果找不到，"他说，"方雪说还有另一条路，配合有意愿的记者做深度报道，那条路对当事人的要求不一样，门槛低一点，但需要记者来判断可不可以用，那是她的专业范围，我把这件事交给她，她来决定走哪条路。"

她，"嗯，那你那边，还需要我做什么。"

他，"现在不需要，"他说，"你手里有的那条线——方雪的联系，机构的那部分——已经帮了我很多，后面的那段，我得自己走。"

她，"好，"她说，"那条线有什么新的情况，你告诉我。"

消息停了，两个人各自在自己的事里，不是不连着，是连着然后各自走那件事的那一段，他走他那段，她走她那段，那两段连着但不重叠，他们知道对方在哪里，知道对方做的是什么，那件事就够了，不需要每一步都并排。

---

那一周结束的时候，周新发来了一条：

"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在郑州，一个在成都，两个都是真实的，有合同照片，有付费截图，有平台回复记录，其中郑州那个愿意实名向方雪说，成都那个要看情况，但也有意愿，要多说一句，他们找到我是因为看到我一个朋友转发了一条关于平台消费纠纷的问题帖，他们主动来的。"

陈屿澈把这条消息看完，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好，"停了一下，"谢谢你。"

周新，"你不用谢我，那两个人谢谢找到他们的那个问题帖，那件事往前一步是因为他们愿意说话，"停了一下，"他们愿意说，因为他们以为有人在听，你确实在听，就这样。"

陈屿澈把那段话看了一遍，没有再回，把那条消息收起来，去更新"证据"文件夹，在当事人档案里，从零开始加进了两个条目，各自是空的，等那两个人说话，然后填进去。

那个"空的"和"等填进去"放在一起，那件事的形状开始变了，不再只是他一个人的了，那件事里有了另外两个人，那两个人愿意说，是因为以为有人在听——那件事，他没有办法一直只是停在"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