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睡着的时候，最乖。

睫毛乖顺地垂着，在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颊上投下两小片脆弱的阴影。

呼吸很轻，轻得我必须把手指虚虚抵在他鼻下，才能感觉到那股温热的气流。

像某种易碎的、需要被恒温恒湿保存的珍稀蝴蝶标本。

不，不对。

标本是死的。

他是活的。

他的心脏还在跳，在我的掌心下，隔着单薄的睡衣和更单薄的皮肉，微弱而固执地跳动着。

咚，咚，咚。

每一下，都牵扯着我自己的心跳，像两根被无形丝线死死缠住的弦。

这心跳太轻了。

医生说，是好事，说明负荷小。

可我只觉得它轻得让人心慌，仿佛下一秒就会像风中残烛，悄无声息地熄灭。

所以我必须听着，感受着，用我的体温去烘着，用我的手臂圈着，确认它还在跳，还在我的掌控之内。

掌控。

这个词像烙印，烫在我的骨头上。

我掌控着一个跨国集团的庞杂脉络，掌控着数以万计员工的生计，掌控着谈判桌上瞬息万变的局势，甚至能一定程度上，影响这座城市的某些规则。

可我最想掌控的，也是最无力掌控的，是掌下这颗脆弱心脏跳动的频率，和它还能跳动多久。

医生们的说辞总是包裹着谨慎的乐观和残酷的统计学。“情况稳定”、“积极治疗”、“有很大希望”……这些词汇空洞得像糖衣，底下是苦涩的、谁也不敢轻易说破的真相——那颗心脏就像一件修补过无数次的宋代官窑，精美绝伦，却已胎体酥脆，不知下一次轻微的磕碰，会在哪里裂开致命的纹。

我厌恶“希望”这个词。

希望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等待，意味着将我最珍贵的东西，寄托于渺茫的概率和该死的运气。

我从不相信运气。

我只相信绝对的控制，和周密的计算。

所以，我把他圈在这里。

这座位于半山的玻璃房子，是我能打造的最接近无菌培养皿的地方。

恒定的温度，洁净的空气，精准的营养，隔绝一切可能的风雨、寒暑、灰尘，以及……外人。

是的，外人。

所有除了我、医生和必要佣人之外的，都是外人。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消耗他。哪怕一丝一毫。

于是，春节的团圆，变成了我们两人寂静的相守。

窗外的万家灯火，喧嚣的人间热闹，都成了模糊的背景。

我只要他平安地、安静地待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守岁？春晚？年夜饭？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他平稳的呼吸，和他咽下的每一口我确认过的食物。

那场烟花，是我唯一的任性。

我想看他眼里有光，哪怕只是被转瞬即逝的火光映亮的、虚假的光。

看到烟花在他清澈的瞳孔里绽放时，我胸腔里那股常年盘踞的冰冷焦虑，似乎被短暂地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