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队的粉笔画了个歪歪扭扭的“拆”字，像道疤痕刻在旧艺术楼的外墙上。我和卡萝站在后院，刚种下的白蔷薇在脚边投下细碎的影子。

“下周。”卡萝说。她手指上还沾着昨天种花时的泥。

我们沿着消防梯爬上三楼，画室的门虚掩着。推开门，阳光透过积灰的窗户，照见空气中飞舞的尘埃。刮开的那面墙裸露着，不同年代的色彩在日光下格外清晰。

卡萝从背包里掏出几罐喷漆，不是常见的鲜艳颜色，而是灰白、赭石、暗绿这些沉静的色调。

“要做什么？”我问。

“留个纪念。”她摇晃漆罐，金属球在罐子里咔嗒作响，“既然留不住这栋楼，至少留住它最后的模样。”

她先在墙角喷下一行日期，然后开始勾勒墙面上那片“革命绿”的轮廓。喷漆的气味刺鼻，但她动作流畅，像在完成一个古老的仪式。

我学着她的样子，在另一片墙面前蹲下，用暗红色喷漆描摹那行“美术1978”的字迹。喷漆不像画笔那么好控制，红色的雾状颜料在斑驳的墙面上晕开，倒像是给老伤口上了药。

我们默默工作着，像两个为将死之人整理遗容的入殓师。喷漆罐嘶嘶作响，在安静的画室里格外清晰。偶尔有漆雾飘进鼻腔，呛得人想流泪。

“我外婆，”卡萝突然开口，声音在口罩里闷闷的，“当年为了学画，每天走十里山路来上课。”

她喷完一片墙皮剥落的形状，换了个颜色继续。

“她说这栋楼刚建好时，窗户亮得能照见人影。美术系的姑娘们都会特意绕路从窗前走过，就为了看一眼自己的影子。”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想象着四十年前的某个午后，一群扎着麻花辫的姑娘嬉笑着走过崭新的教学楼，鬓角别着野花，画板夹在腋下。她们的影子在明亮的窗玻璃上一闪而过。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嫁人了，再也没画过画。”卡萝的声音很平静，“但直到去世前，她都能说出这栋楼每一间教室的方位。”

我们继续工作。喷漆罐渐渐变轻，墙面上的图案也渐渐完整。卡萝用不同颜色的喷漆，将剥落的墙皮、裂缝、霉斑都变成了抽象的图案。那些伤痕不再是需要修补的缺陷，而是时间的证词。

中午时分，我们坐在窗台上吃面包。施工队的机器已经在楼下开始作业，电锯的声音尖锐刺耳。

“他们会阻止我们吗？”我问。

卡萝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反正下周就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