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下午，最后一节是数学课。

可梦站在讲台上，讲的是分数的加减法。分母不同的时候要先通分，她举了一个例子：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五。孩子们在底下埋头计算，有人写出了正确的通分步骤，有人直接把分子分母加在了一起，得到了一个荒诞的五分之二。

她走下讲台，在过道里巡视，低头看孩子们的作业本。走到第三排，一个小女孩举手：“陈老师，我妈妈说她小时候学的分数加法不是这样的，她说直接把上面的数字加起来就行。”

可梦蹲下来，耐心地解释：“你妈妈可能记错了，或者她学的是另一种方法。但我们学的是正确的通分法，你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做，考试不会错的。”

小女孩点了点头，重新计算。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孩子们的脸上，他们的睫毛在光里闪动。可梦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目光扫过教室门口的时候，顿了一下。

詹杨站在后门，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两杯咖啡。

他今天穿得很随意——白色的T恤，深灰色的休闲裤，袖子卷到小臂。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梳得一丝不苟，而是随意地垂在额前。他像一个来接孩子下课的家长，站在门口等着，不急不躁，耐心得像一棵生了根的树。

可梦看了他一眼，收回目光，继续讲课。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声音没有变，板书没有歪，粉笔灰还是簌簌地落在她的袖口上。但她的心跳快了一拍——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他在那里。在她最日常的、最朴素的空间里，站在那里，像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闯入者。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像潮水一样涌出教室，叽叽喳喳的，书包拍在后背上啪啪响。可梦站在讲台上，一个一个地跟他们说“作业记得写”“路上小心”。最后一个孩子走了，教室里安静下来，只剩她和站在后门的詹杨。

“你怎么来了？”她问，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接远远。”詹杨走进来，把一杯咖啡放在讲台上，“他说今天想来看你。”

“远远呢？”

“在车上写作业。他说写完再上来。”詹杨在讲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姿态松弛得像坐在自家的书房里，“陈老师，你刚才讲的那道题，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如果是我，我也会做错。”

可梦拿起咖啡，喝了一口。美式，不加糖，苦得刚好。她知道这是他特意买给她的——不是因为她爱喝美式，是因为他记得她上次在咖啡馆点的就是美式。

“你不是数学爱好者吗？”她挑了挑眉。

“爱好者和会做题是两回事。”詹杨说，“就像我是一个投资者，但我不会自己做账。”

可梦忍不住笑了。她靠在讲台边，端着咖啡，看着他。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侧脸上，把轮廓映得像一幅画。他坐在那张小小的椅子上，长腿伸不直，膝盖几乎顶到了讲台。一个习惯了坐会议桌主位的人，此刻坐在小学生的椅子上，认真地喝着一杯外卖咖啡。

“远远还有多久写完？”她问。

“不知道。看他心情。”詹杨放下咖啡，“陈老师，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帮你擦黑板。”

他说着就站了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板擦。

可梦还没来得及说“不用”，他已经开始擦了。他擦黑板的动作很慢，不像平时擦得那样快、那样用力。他的手臂从左到右，缓慢地移动，板擦在墨绿色的黑板上留下一道道干净的痕迹。粉笔灰簌簌地落下来，落在他的袖口上，落在他的手指上。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可梦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夕阳照在他的白色T恤上，能看到他肩胛骨的轮廓。她的心跳又快了。

“詹先生，你不是来接远远的吗？”她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嗯。”他没有回头，继续擦。

“那你擦黑板干什么？”

“帮你。”

“我不需要帮忙。”

“我知道。”他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她。板擦还握在手里，粉笔灰落在他的手指间，“但我想帮。”

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可梦站在讲台边，他站在黑板前，中间隔着那些还没擦干净的粉笔字。空气里有粉笔灰的味道，和咖啡的苦香。

可梦看着他，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她说不需要帮忙，他说他知道但想帮。她没有办法反驳，因为他说的是实话。

詹杨转过身，继续擦黑板。这一次，他的手移动得更慢，像是在故意放慢节奏。他擦到右下角的时候，可梦看到了——那里有一行她今天写的板书，字迹工整，粉笔灰还没落尽。他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了一下，像是在读什么。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她心跳彻底失控的事。

他把板擦放在黑板槽里，伸出手指，沿着那行字，一笔一划地描。不是擦，是描。他的指尖从笔画上滑过，粉笔灰沾在他的指纹上，像雪落在树枝上。

“陈老师，你的字写得很好。”他说，声音很低。

可梦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手指在粉笔字上游走。那种感觉很奇怪——像他描的不是字，是她。她的心跳快得像擂鼓，呼吸变得又浅又急，手心开始出汗。她的风控系统在脑子里拉响了警报——距离太近，心跳太快，肾上腺素超标，即将失控。但她的身体没有动。

她应该后退。她应该走到教室的另一头，拿起包，说“远远该写完了吧，我去看看”。她应该做一切让她能够重新掌控局面的事情。

但她没有。

因为她不想。

詹杨转过身。他的手垂下来，粉笔灰从指间飘落。他看着可梦，目光从她的眼睛移到她的嘴唇，又移回她的眼睛。那个过程很短，短到只有零点几秒，但可梦捕捉到了。

“陈老师，你在紧张。”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像只说给她一个人听。

“没有。”她说，但她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半个调。

詹杨笑了，不是那种“我赢了”的笑，是那种“你骗不了我”的笑。他伸出手，指尖落在她的手背上。

只是指尖。一毫米都不到。但可梦觉得那一点接触像一颗火星，落在干枯的草原上。她的手背在发烫，那种热度从指尖蔓延到手腕，到手臂，到心脏。她的心跳快得几乎要冲出胸腔。

可梦后退了一步。不是因为她想退，是因为她必须退。如果不退，她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也许会握住他的手，也许会更靠近他，也许会做一切她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做的事。

詹杨的手悬在半空中，停了一秒，然后收回去。

“陈老师，你的风控系统很灵敏。”他说，“但你知道风控系统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

“什么？”

“它只能控制行为，控制不了心。”

可梦看着他，没有说话。因为他说的是对的。她的行为在后退，但她的心没有。她的心还站在原地，甚至朝他靠近了一步。她的风控系统控制住了她的身体，没有控制住她的心跳、她的呼吸、她手心那层薄薄的汗。

“詹先生，你应该去看看远远写完作业没有。”她说，声音恢复了平静。

詹杨看了她两秒，然后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咖啡，走出了教室。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陈老师，你今天的课讲得很好。尤其是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那一段。”

他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

可梦站在原地，看着那扇被粉笔灰沾满的门框。她的手背上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那种热度像一枚烙印。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但他的痕迹留在她的皮肤里，留在她的血管里。

她深吸一口气，拿起板擦，把剩下的粉笔字擦掉。板擦在她的手里，动作很快，不像他那样慢。她不想慢下来，因为慢下来就会想起他的手指在那行字上游走的画面。黑板擦干净了，墨绿色的板面上什么都没有，像一张空白的画布。

她放下板擦，拿起自己的包，走出教室。走廊里很安静，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她的心跳还没有恢复正常，她的手心还是湿的。她的风控系统告诉她——你已经失控了。

她不想承认，但她骗不了自己。

可梦走到校门口，远远正站在那辆黑色迈巴赫旁边，手里拿着一本练习册。看到可梦出来，他跑过来，仰着头看她：“陈老师！我写完作业了！你帮我检查一下！”

可梦蹲下来，拿过他的练习册，一页一页地翻。字写得很工整，计算全对，应用题也做对了。她在最后一页画了一个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