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出来了，是当初路西法塞给我的烟盒纸，背面那串地址被红笔圈了好几圈。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把我按在桌前，手指戳着作战地图上那片焦土，"敌军通讯中转站，加密电报收发枢纽。三个月里从这儿流出去的情报，让我们损失了两个整编师。"

我盯着那串数字，路西法写字的笔迹在我眼前晃——他的手指缠上我的，说等战争结束要带我去看雪。

"他利用你，医生。"长官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枚弹片是苦肉计。他故意受伤，为了潜入我方后方医院，从你这里套取情报。他所有的关心、所有的夜谈、所有背诵给你听的诗，都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

我不敢置信。

我想起他蒙着绷带的脸转向窗的方向，想起他写的那些动人的诗，想起他把我的手按在枪柄上教我瞄准。

原来，每一个角度、每一寸调整，都是在校准观测坐标。

那些星图，那晚他说猎户座腰带指向北方——他的家乡方向。

我天真地以为那是浪漫，原来那是指令。

屋漏偏逢连夜雨。

我怀上了路西法的孩子。

确定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没站稳，靠在墙边慢慢滑坐在地上。手心贴着腹部，那块皮肤底下有一个生命正在成形，它是路西法的，也是我的。

可它诞生在一个将被炮火烧尽的冬天。

一个月后，我军溃败。

撤退的车队被炮击掀翻在雪地里，我从燃烧的车底下爬出来时，俄军士兵的枪口已经抵上了我的后脑勺。

我被俘虏了。

战俘营的铁丝网上凝着冰凌，像一排排等待被执行的囚犯。

我在拥挤的棚屋里缩了三天，军大衣上结着泥浆和血痂，每天只有一碗掺了锯末的黑面包汤。

腹部的弧度越来越藏不住了，我把它裹在绷带里，一层又一层，像勒住一个不该存在的秘密。

第四天，我被带去审讯室。

铁门推开的那一刻，冬松的气息扑面而来。

路西法坐在长桌后面，穿着俄军上校制服，肩章上的星徽被煤油灯照得发亮。

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见他的军装。

黑色呢料剪裁精良，铜扣擦得能照见人影，腰带束出窄而劲的腰线。

他头发比从前短了些，露出饱满的额角和眉骨的弧度，鼻梁高直，嘴唇血色淡薄，像雪地上被碾碎的花瓣。他瘦了，下颌线条更凌厉了，但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中的颜色——冰蓝色，像冰川下的海面。

他在看我。

目光从我脏污的头发慢慢滑到眼睑，再落到我裹着绷带的手臂，停在那里。

“你的手怎么了？”

路西法表情变了，他站起身，朝我走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崩溃。是一点点地、从骨缝里渗出冷意。我想起他教我下盲棋时故意输给我的那一步，想起他说"你手很稳"时嘴角的弧度，想起他在车站吻别时轻轻抽离的指尖。

所有我以为的真心，原来都是精确计算过的战术。

而我居然为了一个骗局，在深夜的教堂地窖里动了情。

我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

怒意比悲伤来得更快。

我一步冲上去，抽走桌面上他的配枪。

路西法应该是料到了我想干什么，但没有阻止我。

我举起枪管抵住他心脏。

枪管下面是俄军上校制服挺括的布料，我的手指在扳机圈里剧烈颤抖，指甲缝里还嵌着前天的血痂。

"你教我认星座，"我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抖得连自己都听不清，"你算准了观测坐标，是不是？"

他点头：“没错。”

Alpha的信息素从颈后腺体漫出来，冬松的凛冽裹住我握枪的手，像他曾覆上来的掌心。那味道钻入鼻腔，刺激得我眼眶发烫，几乎握不住枪。

"我是俄军总参谋部情报处上校，路西法·安德烈耶维奇。"他的声调平稳得像在念一份无关紧要的报告，"代号'雪鸮'。那次受伤，接近你，全部是任务。"

全部是任务。

四个字像四颗子弹，逐一穿过我的肋骨。

我的手指扣住扳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颤抖。

"但我没算到，"他忽然说。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冰蓝色的眼睛像被烛火烫了一下，某种东西碎裂开来。

"我没算到我会真的……"他没说完。

我用力甩了他一巴掌。

掌心火辣辣地疼，他脸侧过去，嘴角慢慢渗出血。

他慢慢转回来，用拇指擦掉血，沉默地看着我。

那张俊美的、该死的脸在煤油灯下几乎发着光，让我想起在教堂后院看星星的那个晚上，他说等战争结束要带我去看雪。

"开枪吧，"他说，"你会的，对吗？"

我用力握紧了枪托，直到指关节发白。

“犹豫的人先死——我教过你的。"

这个人简直就是魔鬼，难道他真的想我杀了他吗？

“如果我杀了你，其它俘虏会怎么样？”

路西法沉默了几秒，说：“会被全部处决。”

我慢慢放下了手枪：“所以我不会杀你。你要动手的话，最好现在就杀了我。”

“雅……”

“别叫我的名字。”我恨恨地说，“还记得吗，我说过，我讨厌Alpha。”

路西法看着我，以前我觉得他忧郁的样子最性感，现在再看，只觉得自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误把嗜血的狼当成了温顺的羊。

“我真希望自己从未遇见过你。”

说完这句话我就走了，也没再去管路西法是什么反应。路西法也没有拦住我，我重新被关进了战俘营。但没过几天，我就被悄悄地放了。

听说是路西法叫人这么做的，但我不想也不关心。

很快，我离开俄国，回到了德国。

随着肚子越来越大，我也以生病的名义辞去了战场医生的职务，独自找了个安静的乡下居住。

半年后，孩子出生了。

是个男孩。

我为他取名叫撒利尔。

我带着撒利尔一直住在乡下，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我才带着撒利尔回到柏林。

我没想到的是，我会这么快再次见到路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