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小腿。从胫骨中段以下。”

白砚的父亲沉默了。他的手指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

然后他开口了，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他一个星期前还在开会，现在你们告诉我截肢。”

骨科主任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

“我是怀慈医疗的董事长。”白砚的父亲看着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我需要你们联系京城的骨科专家，今天就联系，马上会诊。协和、301，能请的都请过来。费用不是问题。”

诊室里的空气忽然紧了一下。

感染科主任看了骨科主任一眼。骨科主任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在斟酌该怎么说。

“董事长，”他开口，“我理解您的心情。但目前的病情进展不是医疗水平的问题，是病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MRSA生物膜导致的慢性骨髓炎，国内外都没有更好的保守方案。即便请京城的专家来，结论大概率是一致的——”

“那也得请。”白砚的父亲打断了他。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指节抖的厉害。

诊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白砚的父亲看着骨科主任的眼睛。骨科主任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让。

然后白砚的父亲松开了手指。

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把什么东西咽了回去。他的脊背还是挺得很直，但肩膀微微松了一点——那种松不是放松，是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失态之后，强行把自己拉回来的松。

“四十八小时。”他说，声音恢复了平稳，“还有四十八小时来观察？”

“对。截肢是大手术，术前需要调理身体、定位病灶范围，这些都需要时间。医学上天然需要这个观察窗。”

白砚的父亲点了点头，站起来。

“我知道了。”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我跟在后面，脚步有些发飘。

走廊里，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我。

他的眼睛很红。不是哭过的红，是那种强撑了太久、血管撑到极限的红。

“你看着他吧。”他说，声音有些哑，”我去处理一些事。”

然后他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一动不动。

截肢。右小腿。从胫骨中段以下。

这些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圈都像刀子一样剜一下。

---

那天，我在白砚的病房里。

白砚躺在病床上，右小腿裹着厚厚的纱布，稍微抬高。输液架上挂着两袋高级抗生素，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走。

他大部分时间是清醒的，但精神很差。偶尔说几句话，声音很轻，像是每说一个字都要花很大的力气。

“检查结果怎么样？”他问。

“炎症有点高。”我说，“医生在调整用药方案。”

他没有追问。

他现在大概没有力气追问。

***

白天的情况没什么变化。抗生素继续挂着，护士来换了一次药，但白砚的右小腿越来越肿了。

又抽了一次血，结果和昨天差不多，没好转。

医生那边还在按原计划走，又约了一项检查。

白砚的父亲中间来了一趟。

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白砚刚好醒了。他眼皮半睁着，目光有些涣散，但神智在一点点回笼。

白砚的父亲走到床边坐下来。看着床上的儿子，没有绕任何弯子，声音平静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右腿可能保不住。后天如果指标不回落，胫骨中段以下截肢。”

白砚定定地看着他，眼神从涣散变得极具聚焦。

“什么原因？”他问。他的嗓子哑得厉害，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

“骨髓炎。之前外伤遗留下的。”

病房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白砚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能听见吊针滴落的声音。他最终只是将目光从父亲脸上移开，麻木地落在了苍白的天花板上。

“知道了。”他说。

父亲点了点头，眼里那层坚硬的壳终于裂开了。他伸出手，拍了拍白砚的手背，动作很轻，却在上面停留了很久。他脸上的表情克制而隐忍，那只在商场上拿刀、在官场上拿笔的手，此时竟颤抖着舍不得拿开。

那是他作为父亲，仅剩的、无法言说的疼惜。

直到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

父亲低头看了一眼屏幕，眉头习惯性地紧皱。他收回手，声音在刹那间又恢复了那种不近人情的平稳，转头对我说：“你看着他。”

他站起身接起电话，一边大步往外走，一边对着听筒沉声命令。

门关上了。

病房里再度安静下来，只剩下仪器单调的嘀嘀声。

我走到床边，低头看着白砚。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目光失焦地盯着天花板的某一点，像是要在那片虚无里看穿自己的一生。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强撑着扯出一抹笑，”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不饿。”他说。他的声音轻得像是一缕随时会散开的烟，从极远、极深的地方飘出来。

“那你再睡一会儿。”

“你回去休息吧。”他说，眼睛始终没有看我。

“我不走。”

听到这三个字，他才终于长长地颤了一下睫毛，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曾几何时，那双永远带着笑意、永远盛满笃定的眼睛，此刻一片死寂，只有铺天盖地的疲惫。

“我没事。”他自欺欺人地开口。

我没接话，只是默默拉过旁边的陪护椅，在床边坐了下来。

他也没有再驱赶我，像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他缓缓闭上了眼睛。可随着眼睑的合上，他的眼皮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有一层水色在睫毛下若隐若现，他想哭。可骨子里的骄傲和教养，让他连哭都是无声的。他的喉结艰涩地上下滚落，呼吸在瞬间变得极其粗重、不均。

我太了解他了，他那么一个习惯了遮风挡雨、把我护在身后的人，只要一想到以后可能要坐轮椅、需要人扶，甚至变成我的负担……这种从顶端跌落的落差，恐怕比截肢的刀子更让他受折磨。

他不是怕疼，他是怕以后护不住我，怕自己变成一个累赘。

我没有抬头，也装作不知道他此刻的崩溃，希望替他守住最后的尊严。

我把头靠在床沿上，趴在他的手边，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脸颊边有些痒——是他那只原本僵硬的手指，极其轻微地、近乎依恋地动了动，蹭了蹭我的头发。

他知道我在。他在用这种近乎卑微的方式，确认他还没有彻底失去我。

***

晚上九点，他睡着了。呼吸平稳，心率正常，体温三十九度七。输液继续滴着，护士每隔两小时进来记录一次数据。

我坐在旁边的陪护椅上，盯着他的脸。

他的右小腿在纱布下面隐隐透出红肿的轮廓。七年前的旧伤。雪山事故。那时候他右腿被石头划开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他先给我做肩关节复位，然后指导向导给自己包扎。后来伤口表面愈合了，所有人都以为没事了。

但碎屑留在了里面。

细菌在骨头上安了家。

潜伏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