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人一倒一跪，还没回过神，胡行之已经蹲下来，手握着铁钎，看着他们。“我说，我来这么几天，也没见得给你们找事儿吧？”

“谁让你们来的？”那人别开脸，不答。他又看向躺在地上那个：“你说。”那人咬了一下牙，也是不答。

胡行之没有再问，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拎着他们下了栈桥，又让人去把矿丞叫来。矿丞来得很快，满头是汗，一叠声地道歉。胡行之没有接他的话，只抬手指了指那两个人：“这两个，你带回去审。问清楚了，是谁指使的。”他又指了指炉台边沿：“那个地方没有护栏，回头加一排。”栈桥每天人来人往的，今天要掉下去的是他，明天可能还有别人。

矿丞连连点头，派人把那两个拖走了。胡行之到了帐中，他坐下来，翻开那本账册，继续看。

账册上的字密密麻麻，墨色深浅不一，有些地方被水渍洇过，模糊了。他翻到第三页，看见一行小字，写在边角，像是随手记的。这字迹，和通政司老邓的很像。马尚谦曾经拿邓琳致仕前整的、未上交的折子装成是自己的成果，被贺亭章识破了，就是因为老邓的字迹实在是有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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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出来的结果比预想中快。那两个人没扛多久，先招了，指使他们的是王书吏，给了大笔的银子。胡行之让人去搜王书吏的住处，人已经不见了。帐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件多余的东西都没有。见到的人说他离开的匆忙，说是去镇上办点事。胡行之没有命人查镇上，而是在矿场周边搜。最后在北面的山坳里找到了他。

他被带过来的时候，低着头，短褐上沾着草屑和泥土，像是跑了一段路，没跑远。胡行之看着他，细长的眼，高眉骨，瘦削的下颌，在日光下显出几分清峻的轮廓，他见第一面时就眼熟。他想了一下。邓琳。

他刚调去那会儿，邓琳偶尔还来。他见过几面，后来渐渐便不太来了。他记得那双眼睛，也是这样的。

他端详着那张脸，不动声色：“你根本不姓王，你姓邓。”王书吏没有答，但目光微动。胡行之心里有数了。

“军报的事，是你做的吧。”他说。语气不重，像在问一件寻常事。邓涵抬起头看着他。“我不明白大人的意思。”胡行之没有接他的话，低头整了整袖口：“你爷爷在通政司干了一辈子，快退休了。出了这种事，他晚节不保。”邓涵的呼吸粗重了些，胡行之没有追问。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茶盏，端起来抿了一口，搁下。

“你不说也行。我回去，着人查一查你们家去年的进项，总能找到线索。”他说完起身要走。走到门口，身后传来声音。

邓涵猛然抬起头来。“不必，与我爷爷无关。”他脱口而出，又像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快，顿住了。“军报的事，我是做了一些……”他说，“但我不是为了钱…我抄了一份，藏起来了。原卷还在。”胡行之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本来想用那东西去换一个人回来。”邓涵的声音更低了，“后来没有成功。”胡行之沉默了一会儿。“那原卷在哪？”“藏在我住处的地砖下面，第三排，靠墙的那块。”

他说得很急，像是怕他不信。胡行之看了他一会儿。旁边的矿丞已经让人去搜了。他站在那里，没有再说审问的话。他看着他蜷曲的手指、垂下的眼睫、微微泛红的鼻尖——他在想，如果他没有派人推他，他是不是永远不会把这个人跟那些军报的事连在一起。

矿丞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卷用油布包好的东西，走到他面前，递过来。胡行之接过。他看着邓涵。“你藏军报，既不是为钱财，是为什么？”邓涵没有答，像是没有听见他的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眼。“我是为了我哥哥。”

邓家的事，说起来也简单。边境不太平那几年，邓家兄弟年纪还小，他们邓家世世代代在边城，不愿动迁。有一次北族骑兵南下，兄弟俩一起被掳走了。后来邓涵找了机会跑出来，他哥邓渡却没能跑掉，留在北面，一留就是许多年。邓涵回到中原以后，跟着爷爷生活。爷爷在通政司当值，他跟着去过几次，知道那些来往的奏报是做什么用的。他知道哪些人该见，哪些话该递出去。他也知道，他哥哥在北边。他去打听过，每次都心惊胆颤，怕没消息，更怕听到的已经不是好消息了。

后来他爷爷快致仕了，正巧邓涵那次找了人去北边，层层传话过去，等了很久，终于等回一句话——哥哥还在，活着。邓涵坐在桌边，把那句话看了很久。他想把哥哥接回来。他也知道，靠自己做不到。于是他开始留意那些经过通政司的军报，那些往来边关的文书。他把其中一份关键抄了下来——关于哪里守卫空虚——藏在了住处的地砖下面。

再后来有一天夜里，有人找到他，说北面有人能帮忙，只要你把那卷东西递出去。邓涵犹豫过。他知道那份军报要是出去了，边关会多多少麻烦。但他还是递了。他想着哥哥还在那边，想着他这些年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想着当初那行字条上写“活着”两个字时，他心里想的是“我要他回来，什么事都行”。

他哥哥没能真的回来。

当初在北族军帐里给胡行之递话的翻译后来被处死了，罪名是通敌。那翻译是自愿帮忙的，他知道他帮的不止是胡行之。他是中原人。那翻译的死，和胡行之后来做的事有关，胡行之因此受了封赏，而那个翻译却连归家都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