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瞒不住，那就不瞒了！”

杨慕想起全局在看到满盈那张暗网悬赏追杀令时跟他说的话，而现在做的，也正是这件事——既然软肋已经藏不住，那就索性更加明显、更加激烈地暴露出来。

今天这么一闹，他杨慕的疯名，也算是尽人皆知了。

一个不理智的疯子，既让人忌惮他可能带来的破坏，又会让某些人觉得他不过如此，而不那么忌惮。

既然他们那么喜欢听现场直播，那他就现场直播给他们听。听不过瘾，直接演给你看。只是不知道，这出戏，看戏的人，满意了没有？

心中唯一好奇的就是全局说的“找人帮忙”，会是什么人？是明面上的，还是暗地里的？是市局内部的人，还是……其他力量？

但不论是谁，肯定比他这个处境微妙、重伤难行的支队长有用得多。

回一院的一路，哪怕是中途停下，吃了顿晚饭的时候，他都在思索，但最终也没思索出个所以然来。不止帮手的人选懵然无知，对他即将面对的处境同样懵然无知。

杨慕刚从电梯上来，都来没得及往病房走，就被几个穿着检察院制服的人堵住了，说是已经等他很久了，要他“记录员荣易指控他非法审讯王德”一事配合调查，考虑到重病未愈，调查就在医院进行，要他跟他们走。然后几乎是不由分说地把他给“请”进了一间他们大概早就准备好、位于走廊尽头、相对僻静的新病房。

说是配合调查，但把他“请”进病房后，检察院的人并没有立刻问话的意思，只是公事公办地告诉他，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他需要留在这间病房，未经允许，不得外出。然后便留下法警，离开了。

杨慕环视这间病房，窗户装着防护栏，门口有法警看守，与外界联系的通讯工具也被暂时“保管”。这哪里是配合调查，分明是变相软禁。他想到自己这只“水母”可能会被重新钉回标本板，但没想过会是这么彻底。连最后一点活动的空间，也被剥夺了。对方是铁了心要把他彻底困在这里，动弹不得，与外界隔绝。

吴执自然是也被拦在了外边，他眼睁睁看着杨慕被带走，急得跳脚，冲着那几个检察院的人和法警理论：“不是，你们要干什么？把重病号隔离起来这合理吗？你们看看他脸色！他伤得多重你们不知道吗？出了问题你们谁负责？”

为首的那位检察官面无表情地回答：“正是因为杨支队长是重病号，才需要隔离静养，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和刺激。这也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防止有心人趁虚而入。”

“你们这是要他养病的意思吗？！”吴执气得声音都变了调，“你们这样胡整是会出人命的？！他的情况很严重，需要医生随时观察！你们把他关在这里，跟外界隔绝，万一出点什么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们已经联系了杨支队的主治医生和值班护士，会定期过来查房，保证他得到专业的医疗照护。这点请你放心。”对方依旧不为所动，“请你保持冷静，不要继续在此喧哗，干扰正常秩序，影响其他病人休息，也妨碍我们执行公务。不然我们只好请你离开了。”

吴执知道对方绝对是认真的，说请出去就真可能把他架出去。为了不连门口都待不了，最后只能强压下怒火，安静地闭了嘴。他试图从门口两名法警口中试探出哪怕一星半点的信息，比如是谁下的命令，调查大概要持续多久，有没有通融的可能。但那两人如同两尊门神，只是执行命令，守口如瓶，一问三不知，眼神里甚至没有多余的情绪。最后他只得把目标放在稍后被“请”过来、同样面色凝重的主治医生和林护士身上，但显然这两位也被下了封口令，或者也被这阵势吓到了，只是含糊地说：“我们会照料好杨支队的。”别的，什么也问不出来。

吴执只觉一身力气没处使，一腔怒火无处发泄，憋得胸口发闷。他既进不去病房，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就只能守在法警允许他待的警戒圈以外，远远地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站久了有点站不住，就干脆滑下去抱着膝盖蹲在那里，像个被遗弃的流浪狗。来往的医护人员、病患家属都对他侧目不已，指指点点，但他也顾不得了。太累了，心累，身体也累，从早上折腾到现在，神经一直紧绷着，此刻松懈下来，疲惫感如同潮水般涌来。但不放心离开，就只能这样守着。后来，他连最后一点形象，也懒得顾了，就大剌剌地背靠墙壁，瘫坐在地，头一点一点地，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直到被一阵特殊的电话铃音惊醒。他迷迷糊糊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看也没看就接了起来，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和鼻音：“喂？遇哥，咋了？你找我有事？”

“你们在哪？我去了原先的病房，怎么空了？你们人呢？”电话那头传来何从遇温和但略带焦急的声音。

吴执睡眼惺忪，脑子还没完全清醒，脱口而出，“哦。小水母被坏人抓走了。”

电话那头的何从遇明显愣了一下，大概觉得吴执在开玩笑，或者还没睡醒说胡话。用沉默等他正经回答。

吴执被这沉默“冻”得清醒了几分，从地上撑起来，活动了一下发麻的腿脚，拍了拍脑袋，努力让自己声音听起来清晰一点：“遇哥，您就在那儿别动，我过去找你。”他挂断电话，揉了揉发僵的脸颊，快步往原先的病房走去，果然在门口见到了一身便装的何从遇，遇哥，您怎么来了？

“遇哥，您怎么来了？”吴执迎上去。

“想着杨支队离开那个样子，实在不放心，下班过来看看。”何从遇解释道。

“哦哦。”吴执答应着，又想起之前说的去榆林交流学习的事，当时因为杨慕突然“发作”，他没顾上细问，现在……担心杨慕暂时也没用，进不去，也改变不了什么，心思就转移到何从遇身上来了，想起榆林的凶险，赶紧问道：“榆林的事……怎么样了？申请递上去了吗？”

何从遇摇摇头，神色有些无奈：“我上去的时候，卓副局没在办公室。秘书说他临时有事出去了。只能明天再说了。”

“非去不可吗？”吴执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担忧。

何从遇坚定地点头。“这是目前唯一能想到的方向。有些痕迹，必须亲眼去看，亲手去摸，才能验证。我还是想亲自过去看看。就算最后……没有线索，也能安心了。”

吴执知道劝不住，也就没劝了，只是眉宇中忧虑更甚。他想起杨慕现在被困，何从遇又要去榆林，自己这边也受限，局面似乎越来越糟了。

何从遇把话题拉回来，问道：“杨支队呢？他怎么样了？我去看看他。”

吴执回头，指了一下远处走廊尽头那个有法警值守的病房方向，苦着脸说：“看不了了，小水母被抓到那里边去了，法警在门口看着，谁也不让进。”

何从遇这才意识到吴执刚才并非玩笑。“怎么回事？”

吴执便大致说了回一院后发生的事。

何从遇脸色变了变，“怎么会这样？而且，这不都几天了，怎么突然就……”而且不是市局内部纪检在调查吗，似乎已经有初步结果了，就等分局那边关于荣易自杀案的最终结论出来，就能正式了结。怎么突然检察院的人就介入进来了？而且动作这么快，这么强硬？

吴执也觉得纳闷，但他想了想，突然想到一个可能，“遇哥你说，不会是，大老板翻脸了吧？”

何从遇茫然道，“翻什么脸？”

吴执本来在办公室门外听了个七七八八，回市一院路上也打问了个三三两两，拼凑起来也算个十成十。此时就跟何从遇大概讲了一遍下午的“盛况”，才又问，“你说会不是，小水母走后，大老板越想越气，然后就给……制裁了？反正也就一个电话的事，把人关起来，名正言顺，还能让小水母消停点，别再出去‘惹是生非’。”

何从遇仔细想了想，缓缓摇头，语气肯定：“我虽然不善权谋，也不懂博弈，但从人情常理判断，应该不是。”

“怎么说？”吴执追问，他现在脑子有点乱，急需理清思路。

何从遇分析道，声音平缓而理性：“全局拿杨支队当半个儿子养，这几乎是局里所有人默认的事实。不然也就不会有‘传家宝’和‘全家宝’之类的戏谑称呼了。不管怎么样，全局对杨支队是真心爱重，这点毋庸置疑。既然是真心爱重，那就绝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吴执还是不解。这真生起气来谁敢管那么多。

何从遇换了个方式解释道，试图让他理解得更直观：“孩子就算再不听话，当父亲的再生气，也只会关起门来教训，或者想别的办法管教。绝不会借外人的手，而且还是检察院这种强力机关。这性质就变了。用这种公器私用，可能毁掉孩子前途、甚至危及孩子生命的方式来‘收拾’，这不合情理，也不合全局一贯的行事风格。他若真想约束杨支队，有的是办法，没必要用这种过于极端又后患无穷的方式。”

吴执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这么一说……也对。大老板要真因为这个生气，踹门的那一下，当场就能给拘了，犯不着绕这么大一圈弯子，还劳动检察院的人。而且，小水母踹门踹多了，大老板也没真跟他计较过，顶多指着鼻子骂几句。可要不是大老板，还会是谁呢？”

“你说的监听是什么？”何从遇想起吴执刚才提到的词，只是下意识一问，想了解更多情况，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但吴执却像被这句话点醒，猛地一拍手，眼睛瞪大：“组合拳！这是最后一拳！”

“什么意思？”何从遇没明白。

“就是监听！”见何从遇更加茫然，吴执压低声音解释，“就昨天，我不是被堵在门外了吗，说是‘重点盯防’。下午他们又以影响市容为由，直接把我红薯摊子拖走了。我原本以为，这还是……还是某些人为了隔绝我和你。但跟小水母抱怨了一通后，然后我们一对，突然就明白了，这不是隔离，而是对手在一个个敲掉小水母棋盘上的棋子。”

“什么棋盘棋子的？”何从遇听得更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