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早晨，我没有去主画室，而是直接走向旧艺术楼。手里提着沉重的画箱，里面装着刮刀、颜料和几块准备重新打底的小画布。晨光将主楼的玻璃幕墙照得晃眼，而对面的旧楼则在阴影中沉默，像另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界。

三楼的画室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发现卡萝已经到了。她正蹲在墙角，用一把美工刀小心地刮着墙皮。剥落的白色碎片掉在她脚边的旧报纸上，露出底下斑驳的深绿。

“你在做什么？”我把画箱放在窗边。

“找颜色。”她头也不回，“这栋楼拆之前，我想记住它真正的颜色。”

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剥开那层廉价的白色涂料，底下的墙面像一本被遗忘的日记：六十年代的标语残迹，七十年的绿色墙漆，八十年代幼稚的粉笔涂鸦，层层叠叠。

“看，”她的指尖拂过一片深绿，“这是我外婆那辈人喜欢的颜色，叫‘革命绿’。”

美工刀小心地移动，又一片白色剥落，露出一行模糊的红色字迹：「美术1978」。

“1978年，”我轻声说，“画院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沉默地看着那行字。四十多年前，也有年轻人在这里画画，为了什么理想或者别的。而现在，这栋楼就要拆了。

“来。”她突然站起来，递给我一把刮刀，“帮忙。”

于是那个上午，我们像考古学家一样，在这面墙上寻找着时间的痕迹。刮刀刮过墙面的声音沙沙作响，白色的碎屑像雪片一样落下。每发现一层新的颜色，每找到一行模糊的字迹，我们都会相视一笑。

当整面墙的白色伪装都被清除，露出的不是单调，而是一幅巨大的、由时间完成的抽象画。不同年代的色彩交织，标语覆盖着涂鸦，裂缝中长出细小的霉斑。

“这才是真实。”卡萝说。她的脸颊沾着墙灰，像某种神秘的面纹。

我打开画箱，开始调色。不是调色盘上现成的颜色，而是模仿墙上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色彩：革命绿要加一点黑才能复现那种深沉，1978年的朱红已经氧化成铁锈色。

我在第一块小画布上画下那片革命绿。笔触不再平滑，而是带着墙面的肌理。

“不对，”卡萝看着说，“太新了。”

她拿起我的刮刀，在未干的颜料上轻轻刮过。绿色被刮掉一些，露出底层的白色画布，像是岁月磨损的痕迹。

“这样，”她把刮刀还给我，“颜色就有了时间。”

我学着她的方法，在每一层颜色干到恰到好处时，用刮刀、砂纸、甚至指甲制造磨损。铁锈红上刮出几道白痕，像是标语褪色；深绿色上用砂纸磨出斑驳，像是潮湿侵蚀。

中午我们没去吃饭，她下楼买了饭团，我们坐在满是墙灰的地上吃。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斑驳的墙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你为什么学画？”我问她。

她咽下嘴里的饭团，看着窗外：“我外婆是这画院最早的学生之一。”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主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没能毕业，结婚生子去了。但一直留着当年的素描本。”卡萝从背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纸页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

我小心地翻看。铅笔素描，画的是这栋旧楼当年崭新的样子。线条稚拙，但充满热情。

“她去年走了。我把她的骨灰撒在后院的蔷薇丛下。”卡萝的声音很平静，“然后我来这里，替她把没画完的画完。”

我看着她，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明白她为什么执着于这栋旧楼，明白她画里那种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感从何而来。

下午我开始画第二幅画：那行「美术1978」的字迹。我调出氧化后的铁锈红，小心地描摹每一个笔画。在字迹周围，我画上剥落的墙皮，露出底下不同年代的色彩层次。

卡萝在我身边画画，这次不是素描，是水彩。她画的是这间教室的角落，剥落的墙面，倾倒在地的旧画架，还有从窗户投下的光影。她的水彩湿润朦胧，与墙面的斑驳形成奇妙的呼应。

当夕阳再次染红窗户时，我已经完成了三幅小画：革命绿、1978、以及一片混杂着各年代痕迹的墙面肌理。它们粗糙、不完美，但每一笔都有着时间的重量。

“下周四，”我收拾画具时说，“画院要办中期展。”

她正在洗笔，动作停了一下。

“我打算交这些。”我指着那三幅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