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碗在香港已经待了三个月了。三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短到不够让一扇关紧的门重新打开，长到足够让她熟悉公园里每一棵树的位置、金诺每天下午几点会换一个地方蹲着、周姐什么时候会低头看手机。她每天上午九点半准时出现在那张隔着几棵树的长椅上，下午四点再出现一次，风雨无阻。有时候金诺会朝她的方向看过来，有时候不会。大多数时候那小孩都在专心致志地玩自己的东西，可偶尔她抬起头，目光穿过那排树和那两个保镖之间的缝隙，落到小碗身上时，会忽然笑一下。那种笑不是很大幅度的，更多像是嘴角轻轻翘了一下，然后她又低下头继续玩自己的了。可每一次那种细小的弧度出现的时候，小碗都觉得这三个月的等待好像也不是那么漫长。
爸爸打电话来的频率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两次，最近这一周几乎隔天就会打一次。“你到底在香港干什么？之前不是说最讨厌那儿吗，怎么现在赖着不回来了？”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带着那种属于长辈的、理直气壮的不理解，“工作不要了？家也不要了？你老公也扔下不管了？”
“哎呀，越说越远了。”小碗靠在酒店房间的窗边，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我有在线上办公，这边的事情还没处理完。等忙完就回去了，你别瞎操心了。”
“什么事能让你在香港待三个月？”
“很重要的事。”小碗说。
爸爸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还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叹了口气：“你自己看着办吧。”
“知道了。挂了啊，我这边还有事。”她挂了电话之后，把手机放在窗台上，低头看着楼下的街道。她已经数不清自己点过多少份外卖了，每天至少两三单，有时候是花，有时候是午餐，有时候是一杯咖啡一块蛋糕。每一单的备注都写着同样的三个字——“原谅我。”她不知道星辰有没有看到那些备注，不知道那些东西最后是被扔掉了还是被收下了，她只是在做自己唯一还能做的事情。哪怕得不到回应，她也想让她知道，自己还在这里，还没有走。
三个月的时间里，她买过花、买过水果、买过奶茶、买过甜品、买过午餐、买过早餐、买过下午茶、买过雨伞、买过暖宝宝。她几乎把外卖软件里的品类都点了一遍，收件人永远是同一个地址，备注永远不变。她不知道的是，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一件进过星辰的办公室。它们都在秘书颖姐那里被截停了，一份一份地被打开、被吃掉、被分享。颖姐从最初还有点忐忑，到后来已经完全习惯了这个节奏——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会有一杯咖啡，中午十二点会有一份午餐，下午三点会有一份甜品，偶尔还会夹杂一束花或一盒水果。她已经不需要再敲门问千总了，因为千总说过“自行处理”，她非常尊重领导的指示，不浪费粮食，不辜负心意。
三个月零一周的时候，颖姐站在茶水间的体重秤上，低头看了一眼，沉默了几秒，然后默默地退了下来。她回到工位上，这位素未谋面的衣食父母如果再这么投喂下去，自己可能要先一步因为工伤请假了。
小碗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三个月过去了，星辰没有接过她一个电话，没有回过她一条消息。那扇门像是焊死了一样，连一道缝都没有给她留下。她能接近金诺的距离，依然停留在那排树和两个保镖之间，始终没有办法再往前多迈一步。
她坐在酒店房间的床边，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熟悉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好一会儿，又放下了。她翻到通讯录里另一个名字，按了下去。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来，那头传来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鼻音和困意，像是刚从梦里被拽出来，还没分清东南西北：“梁小碗……你要是不想活了你就直说，你说说你，怎么总是半夜给我打电话？”
“姐，”小碗的声音带着一点压不住的发颤，“你得救我。”
墨菲那头安静了两秒，像是稍微清醒了一些：“你咋了？让我救你？”
“你来香港一趟行不行？电话里说不方便。”
墨菲明显紧张了起来：“你不会是去澳门赌博了吧？怎么在香港？”
“没有赌博。”小碗吸了一下鼻子，“我在香港待了三个多月了，实在没办法了，姐，你救救我吧。”
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墨菲的声音重新响起来：“我现在买票。”
“姐，倒也不用那么着急……等你那边天亮了过来就行。我把地址发你，等你过来我再和你说。”小碗的声音有些急，又有些不好意思，“你先睡吧，我不打扰你了。”
墨菲那边像是已经坐起来了，声音比刚才清醒了不少：“我现在也睡不着了，明天出发去找你。你发地址过来就行。”
电话挂断之后，小碗握着手机在床边坐了很久。窗外天已经暗了，那片深蓝色的天幕边缘透出一线极浅的灰白色，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没入地下。
墨菲挂了电话之后没有立刻放下手机。她在黑暗中躺了一会儿，翻了个身，又翻回来。她妹妹很少用那种语气跟她说话——那种压着哭腔、又不想被听出来的语气，听起来不像是出什么大事了，倒像是被人堵在了墙角，怎么绕都绕不出去。她想了一会儿，还是拿起手机拨了另一个号码。响了两声就接通了，那头的声音很稳，没有什么起伏。
“墨菲？”
“陆总。”墨菲靠着床头，“我得离开几天，我妹妹那边有点事需要我去一趟。你这边让保镖盯紧一点就行。”
“行，”那头应得很干脆，“你去吧。星优这边我会让人注意的。你那边如果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