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设计那件事，乔予安自己先想了两天，没有想出一个让她满意的答案。

项目组的问题是这样的：后续的定性访谈有预算限制，联系外地渠道的成本高，能拿到的访谈时间有上限。负责人提了两个方案——方案一，在那个异常地区的三个县里各找三到四个家庭，每个家庭访谈三十分钟，样本数量大，覆盖更广；方案二，在其中一个县里集中找八到十个家庭，每家访谈一个小时以上，允许多轮跟进，深度更够但覆盖更窄。

组里大多数人倾向方案一，理由是覆盖更广，结论更有说服力。

乔予安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表态，说她需要想一想，会后把这件事记在了本子上，想了两天，越想越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说不清楚哪里不对。

那天夜里她给陈屿澈发消息，不是问他给个答案，就是把那件事说了一遍，说"你帮我想想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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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一点，说他在图书馆。

她把两个方案说了一遍，他那边停了一会儿，然后回，"方案一是更合理的，你覆盖三个县、十到十二个家庭，哪怕每次访谈时间短，你积累的信息点会多很多，你做出来的分析有更多支撑；方案二你只有八到十个家庭，而且集中在同一个县，那个地方的结论能不能推到另外两个县，是有问题的。"

乔予安，"覆盖人数多但是深度不够。"

"访谈时间三十分钟不算短，"他回，"你有提纲，有引导问题，三十分钟结构化访谈可以拿到不少有用的信息。"

她，"但对方不是在做结构化访谈，"她说，"那些家庭，外来务工的父母，他们不一定信你，第一次见面三十分钟，他们告诉你的大概是他们以为你想听的，不一定是真实情况，这不是提纲问题，是信任需要时间。"

他，"那是田野调查的问题，不是样本量的问题，如果信任需要时间，那两个方案里的访谈都可能有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你有多少个点可以交叉比对。"

她看着这条消息，停了一下。

"你说的逻辑是对的，"她回，"但我说的不只是信任需要时间，我说的是——这批人他们本来就很少被认真听，你给他们三十分钟，他们会认为这三十分钟就是你能给他们的，所以他们会压缩自己说的，他们不会说完整的事，因为他们不确定说完整的是否安全。你得到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是被压缩过的真实。"

他那边沉默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

然后回，"我理解你说的这件事，但这是一个方法论限制，你在报告里写出来，说明访谈受时间限制、被访者有可能存在表达保留，这是诚实的处理方式。如果因为这个担心就放弃更大的覆盖面，你的另一个问题是小样本的代表性不足，那个限制一样要写，而且更难绕过去。"

乔予安，"但是。"

她打出这两个字，然后停了一下，没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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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不明白他说的那套逻辑。那套逻辑她完全懂，那是她自己在做指标分析、做数据处理的时候也会用的逻辑——覆盖面更广、样本更有代表性、限制明确地写出来。

但她说的那件事，不是在这个逻辑层面上的。

她说的是那些父母，不是那些数据点。那些父母用了半辈子的时间搞清楚在一个城市里怎么不被欺负，怎么让孩子上学，怎么在各种表格和系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来接受访谈不是因为他们信任这个项目，是因为他们不太知道怎么拒绝，或者他们以为参与了对孩子有好处。给他们三十分钟，他们会把他们以为重要的事说给你听，但他们以为重要的，不一定是那件事真正的样子。

这不是她凭空想出来的，这是她这几个月一直在看那些数据，一直在想"这些数字背后的人是什么样的"，慢慢积出来的一种感受。

他没有这几个月，他有的是那套数据逻辑，那套逻辑是对的，但它不是这件事的全部。

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往后靠了靠，想了一会儿，然后重新拿起来，给他回了一条：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她说完，就把手机放下了，没有继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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