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些人是这样生活的，家人四散各地，朋友各奔东西，为了自己的生命或是信仰，他们每一天都要做出各种简单而渺小的选择。

正是这些选择，这些杯水车薪的闪光，让残酷战争不至于成为灭顶之灾，它们足以抗衡永无止尽的明天。

我的工作是中立地捕捉这一切，但在某些时候，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关于这一点，我无法不愧疚，更无法给出一个漂亮的解答。

从维里迪亚离开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国，而是在A国短暂停留。

经过很长时间的询问和比对，我终于找到了山姆·西尔塔女友的家。

她是个温柔的姑娘，我找到她时，她正在主持退伍军人互助会。我看见八个男人围坐成一圈，其中一个在痛哭流涕地说着什么。

而她坐在中间，认真而怜悯地倾听。

山姆·西尔塔对她最后的印象，是自己因非法入侵被捕时她柔弱的退却。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离开的这几年里，他软弱的女友——安妮·西尔塔——亲手筹建了一所帮助退伍士兵的老兵之家。

我问起她的姓氏，她很自然地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叫山姆·西尔塔。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过几次不得不传达别人的死讯的时刻，这种时候我总会痛恨自己，这次更不例外。但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将山姆的抚恤金亲手交到安妮的手上。

出乎我的意料，安妮并没有哭。

“其实我想到了。”她说。

她深爱着山姆。所以在他刚离开的那几个月里，安妮一直在思考，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她放弃了自己原本的经济学学位，投身到战后创伤的研究中，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得益于她的坚韧和奉献，上百位退伍军人从战后创伤中痊愈，回归了正常生活。

她甚至在家里装修了一间隔音屋。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一直等着他，但好像又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她说。

安妮接受了那些钱。

那天我们跟几个老兵一起吃了晚餐，饭桌上他们看见我还随身携带着救命用的战术包，充满善意地告诉我，这个习惯将持续很久，但不必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这大概也是安妮告诉他们的事。

离开时，很多人出来相送，从他们的脸上，我看见了战争残留的痕迹，还有对那片战场奇怪的向往。

他们对我挥手，许多人朝我微笑，叫我“黎记者”。

我想起我们离开维里迪亚时，政府军派人护送，军官送我们到登机口，对我说：

“希望下一次你回来的时候，能在这喝上一顿好酒”。

我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一定会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他点点头，仿佛识破了那只是个客套的谎言：“谢谢你。”

那时我也有这种感受，一种毫无道理，但异常清晰的愧疚。

他们还挣扎在泥淖里，而我要上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