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良、心、和、规、矩、就、只、值、这、一、颗、星、吗？！”

“满盈，别急着走嘛！”

蒋满盈本应直接去大厅等待后续安排，但当他来到警保处交还警服、办理手续时，却被内勤主任刁节芳热情地拦了下来。刁节芳主任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掏出各式各样的小零食，不由分说地塞到他手里，语气极其热络，“坐下歇会儿，聊聊天。我跟柳毅打声招呼了，让他待会儿亲自过来找你，你就在这儿等他，省得你到处跑，你们还错开了。”。

坐在轮椅上的赵溟副主任也温和地开口挽留：“是啊，满盈，不急在这一时，坐下喝口水吧。”。

蒋满盈心里装着事，实在没有闲聊的心情，但碍于两位老领导的盛情，特别赵溟副主任还算是他的师爷吧，毕竟是那人的师父。他也没办法再拒绝，也就只得勉强坐了下来。他的目光却始终不由自主地飘向那套叠放整齐、尚未被收走的藏蓝色警服上，对刁主任的闲谈，只是心不在焉地含糊应着。

时间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中缓慢流逝。不知过了多久，蒋满盈终于鼓足勇气，想开口问出那个盘旋在心头的问题：“刁主任，那个警号牌……我……”。

话未问完，刁节芳便了然地抬手打断，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近乎怜悯的笑意，压低声音：“这个啊……你得去问全局，规矩上，人走号销，肯定是要收回的……”她话锋微妙一转，眼神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暗示，“不过嘛，事在人为。”。

蒋满盈心脏猛地一跳，立刻明白了这话里的关窍和可能存在的、极其微小的转圜余地。他眼中燃起一丝急切的希冀：“我明白了。刁主任，那……我现在能去问问全局吗？”。

刁节芳笑了笑，语气温和而带着鼓励：“你在这儿是自由的，当然想去哪儿都成。”说着，她利落地动手，将那枚冰凉的金属警号牌从警服上摘了下来，轻轻塞进蒋满盈微微颤抖的手心里，还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手背，“去吧。”。

“谢谢主任。”蒋满盈紧紧攥住那枚还带着警服纤维触感和金属凉意的警号牌，像握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低声道谢后，转身离开了警保处。

他乘坐电梯上楼，指尖反复摩挲着警号牌上凹凸的数字——172395——仿佛那是唯一能证明他与母亲、与过去那段短暂光明岁月存在过的印记。警服、肩章、甚至这份曾经视若生命的工作，他都可以不要，但这串数字，是他与母亲在这个冰冷世界上最后一点具象的、可触摸的联系了。

是当年母亲离开前，留给他所有钱的总和。他至今记得，他至今清晰地记得，母亲消失后，他在他的旧校服内衬右腋下，发现了一个被母亲用针线细细缝死的鼓包。他躲在无人的角落，用牙齿咬断线头，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方洗得发白、边缘磨损的碎花手绢。小心翼翼地展开，里面是满满一包钱币，纸币皱巴巴，面额从最大的一百元到最小的一毛钱，甚至还夹杂着几枚五毛、一元的硬币。他蹲在墙角，借着昏暗的光线，一遍遍仔细清点，总数是一千七百二十三块九毛五分。那是母亲所能给他的全部。

然而，他发现这包钱的当晚，为了挽留那份摇摇欲坠的、关于“家”的渺茫希望，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蒋连峰。结果第二天，蒋连峰就带着母亲留下的全部积蓄，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他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后来，他再次“见到”母亲，已是在市局法医中心冰冷的不锈钢解剖台上。那甚至不能称之为见面，那是一具被蛆虫啃噬、布满孔洞的枯骨——不，是两具，还有一具是他未能出世看一眼这个世界的妹妹……

这串数字，从此成了刻在他灵魂上的烙印，是与母亲之间唯一的、沉重的、浸透着绝望与微末温情的纽带。全局后来知晓了这件事，特批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警号给他，既是对他过往伤痛的告慰，也是一份沉甸甸的纪念与托付。

他现在只想找到全局，问一句：“全局，这个警号……我离开后，能不能……留给我当个念想？”这或许是他能为自己争取的、最后一点慈悲。

“叮——”电梯到达十二楼。

门刚打开一条细缝，一阵激烈得近乎失控的争吵声，就如同冰水般泼面而来，瞬间浇灭了他心中所有残存的忐忑和希冀。那个因为极度愤怒、失望而拔高、甚至微微变调的声音，他太熟悉了……是杨慕。他在和全局争吵，为了他的事。

他的脚步猛地顿在电梯门口，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骤然停止跳动，又疯狂地鼓噪起来。手心里的警号牌被攥得滚烫，几乎要烙进皮肉里。

他原本那点为自己争取纪念品的、卑微的请求，在杨慕那为他奋不顾身、甚至不惜顶撞全局的怒吼声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那么……渺小，甚至像一种可耻的辜负。

他默默地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钉在原地的雕像，听着远处办公室门缝里隐约传来的、那人因愤怒和痛心而撕裂的声音。最终，他只是将紧攥着警号牌的手，缓缓地、无力地垂了下来。指尖松开一丝缝隙，冰凉的金属牌滑落，无声地跌入裤子口袋深处。那点微弱的希冀，尚未见光，便已彻底熄灭。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开口的勇气，也失去了最后一点为自己争取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