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卡萝摇醒我。窗外还黑着，她能精准摸到开关的位置。“要占好位置。”她说着把厚外套扔给我。

我们拖着折叠桌和装画的行李箱，在晨雾里走向集市。石板路湿漉漉的，行李箱轮子声音很响。她熟悉每个拐角，偶尔会提醒我避开松动的地砖。

集市入口已经有人在排队。卖编织品的老太太认出卡萝，挪出半米空地。“今天风大，”老太太说，“把你的画压好。”

卡萝谢过她，利索地支起桌子。她带了一卷透明胶带，把每幅画的四个角都牢牢固定在桌布上。我学着她的样子挂画，却总是贴歪。

“这样。”她重新撕胶带，手法熟练，“逆着风贴。”

天亮时摊位都摆满了。我们的画桌夹在手工陶瓷和羊毛毡之间，显得格外素净。卡萝把合作的那幅水彩放在正中，定价比其他画高五倍。

“有人买吗？”我问。

“不重要。”她说，“摆着好看。”

第一批顾客是游客，匆匆走过，只买明信片。卡萝准备了小尺寸的速写，十元一张，很快卖出去七八张。她记账用铅笔，直接写在手心里。

中午太阳出来，画纸被晒得微微卷边。她让我守着摊，自己去买午饭。回来时带了卷饼和两杯热豆浆，豆浆杯壁上凝着水珠。

“卖了三张水彩。”我报告。

她点头，把卷饼掰开，肉多的那份递给我。

下午来了个戴贝雷帽的老人，在摊前站了很久。他指着合作的那幅河景：“谁画的？”

“我们一起。”卡萝说。

老人掏出老花镜仔细看画，手指轻轻抚过交接处的笔触。“这里，”他点着水流的过渡，“很有意思。”